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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察哈尔绥远历史沿革考录》
2013-04-01 15:32   审核人:   (浏览)

王英维

察哈尔与绥远作为地名来讲,可谓源远流长,在民国期间又曾作为行省而单独存在过。然而关于这段历史,对于一般人来讲,概莫能明。就连学术界对此研究亦未能钩深致远,故云察哈尔与绥远的政区演变研究是其薄弱所在。可喜可庆的是,察哈尔右翼前旗政协出版了文史资料第五辑,书名为《察哈尔绥远历史沿革考录》,主编那森、执行主编欧军,由内蒙古远方出版社20106月出版。该书甫一出版,本人能够有幸拜读,遂产生如下几个印象。

一、印象之一:考文精湛,录文珍贵

该书取名为《察哈尔绥远历史沿革考录》,共载有文章14篇。顾名思义,该书一则重在 “考”,即搜罗了关于察哈尔和绥远两地历史沿革问题的学术研究论文,共有12篇,占篇幅的绝大部分。这些研究论文,多出自蒙古史研究专家之手,如达力扎布是中央民族大学教授,是资历较深的蒙古史研究专家。李细珠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此外,还有海外学者如冈田英弘是东京外国语大学名誉教授,亦是蒙古史研究学者。所收录的研究论文,一般都发表在重要杂志与期刊上。如《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等等。这足以说明该书所收录的研究论文很有代表性。

该书二则重在“录”,收录了珍贵的文献史料2篇,还有罕见的照片和地图等等,这无疑使该书更有其独特价值。收录的文献其中之一是,纪霭士的《察哈尔和绥远》,以往该文皆转录自1936年上海文化建设月刊铅印本复印件,可谓不可常见,得之不易。该文对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以前的察哈尔及绥远研究,可谓良有所得。比如他认为,清初“察哈尔因系林丹汗盘踞之地,权势较大,始终位在诸部之上;直至康熙朝将它改编为八旗后,始与诸盟旗列于平等地位。”[1]关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成立的蒙政会分裂的原因,该文清晰地指出,在西公旗札萨克王位继承问题上,蒙政会于二十四年八月下令免去石王之职,“在法理上蒙政会并无任免扎萨克之权”,这“立即引起伊克昭和乌兰察布二盟的不满,于是联电中央,恳请维持扎萨克的世袭制度”。换言之,“东盟人士,狐假虎威,自鸣得意,尤招西盟人民士绅的反感,故伊盟盟长沙王阿王等,乃于二十五年春起而要求中央另设绥境蒙政会。”[2]

此外,该文对天主教亦有重要记载,其称:“外人在察绥圈入大批土地,设立规模宏大之教堂,以及医院亚博app在线登录等,如察北之西湾子、南壕堑、红格尔图,绥远之包头、五原、临河、黄杨木头等处,均有伟丽的礼拜堂,和坚固的堡垒,施种种小惠于地方居民(如医病、免费读书、贷款、租地、赈荒、开渠······),于是民众不但成了信徒,甚至奉之如帝王,而不知何为中国政府,地方事业,强半为他们把持”。[3]

该书收录的另一文献乃是冰心的《平绥沿线旅行记》,该文由19352月平绥铁路管理局出版,亦是难得的原始文献资料。比如关于对德王的认识,李守信在其回忆录中称,“德王拖着发辫和穿着长袍马褂”,“读过四书五经和汉族的其他史籍,历史知识较多,政治野心较大。”[4]乌兰夫回忆称:“德王谙读‘四书、五经’,说话有点文绉绉的。”[5]另据黄绍竑回忆称:“德王当时不过三十多岁,有蒙古人强健的体格,有汉人灵活的头脑,性情狡狯”。[6]换言之,德王熟读汉人古书,很有文化。其实,德王还有另一面,冰心观察称:“德王亲为我们拉胡琴,弹马头琴,及三弦琴并吹笛子,似于各种乐器,无不谙熟,真是多才多艺(我们行前曾各请德王在一张小纸上题字,词系蒙字,款用汉字,笔意秀劲)。”[7]

冰心对于察绥地区的天主教亦有关注,其称:“天主教会在西北一带有特殊势力,教民甚多,拥地亦广。据说宣教者本拟在蒙人中传教,教堂立后,蒙人不耐热闹,移‘包’北去。而汉人却都聚来耕种,渐以成村,此村遂成为宗教,教育,及自卫的中心。此种村落在绥远有数处,如二十四顷地,萨县如八拉盖等”。[8]以上关于察绥地区的基督教研究,可谓大有裨益。

至于该书所收录的老照片,多由王力田、李玉飞两位先生提供,可谓内容丰富多彩,包容甚广。其与文字相对照,诚令读者耳目一新,亲切而不忍释手。另有地图两幅,一为绥远察哈尔两省地形及主要城市图,一为热河绥远察哈尔政区图,皆为民国地图,是经过进一步修复和完善之作。

二、印象之二:反映出察哈尔的沧桑变化

关于察哈尔部及察哈尔省的政区变迁的研究论文,可谓搜罗详尽,大体能够反映出察哈尔部几百年来的历史沧桑。

察哈尔地区,在1675年之前是没有明确界限的。换言之,当时只有察哈尔部而没有察哈尔地区。其实,察哈尔部是蒙古众多部落中的一部,远在元代其部落民众便在大汗宫廷担任宿卫,被称为“怯薛”。其是大汗的护卫军及主力部队亲军,“平时负责保卫大汗金帐和分管汗廷事务,战时由大汗亲自统领作战”。[9]

逮至明代,达延汗就是靠察哈尔部护卫军的骁勇善战,重新统一蒙古各部。当时的察哈尔万户其内部结构问题,宝音初古拉在其论文《林丹汗八大翰耳朵与察哈尔本部》中指出,“察哈尔万户内部有可汗翰耳朵直属察哈尔部和察哈尔万户所属八部之划分。”后来,蒙古大可汗亲领的直属部落渐演变成察哈尔万户所属部落。为保证皇室权威,蒙古大汗意识到必须强化其直属本部“好陈察哈尔”。到林丹汗时期,其更加热衷于察哈尔本部的发展,“随着林丹汗不断用武力吞并不驯服的所属部落,察哈尔本部以惊人的速度壮大起来。”[10]

林丹汗抗金失败后,其子降后金,被封为亲王,“察哈尔便又居蒙古四十九旗之首”。 [11]关于察哈尔扎萨克旗的性质以及该旗的兴衰始末,达力扎布有专文《清代察哈尔扎萨克旗考》对此进行了探讨。指出察哈尔旗是独立的外藩扎萨克旗,且其与清朝皇室有密切的婚姻关系,其三任扎萨克均为清朝额驸。该旗初建时有属民一千余户,人口一万三千多。[12]到三藩之乱时,察哈尔部布尔尼亲王于1675年乘机起兵反清,失败后的察哈尔被废除扎萨克制,改为总管旗制。将其部众移驻宣化、大同以北,从此以后方有察哈尔地区。

察哈尔部定居于该地区以后,清政府亦重视其犷狠善战。在征服漠西蒙古及平定大小和卓的过程中察哈尔官兵立下赫赫战功。为“安抚新降”,清政府又令察哈尔蒙古携眷西迁,垦戍新疆。察哈尔部西迁一事的来龙去脉,日本学者冈田英弘著有《察哈尔蒙古的起源》一文,可谓道其原委甚详。1762年有第一批千名官兵西迁。1763年又续派第二批官兵500人,携眷共有人口近千人。1764年又派出420名察哈尔妇女西迁,为安抚厄鲁特而远嫁其单身。他们的西迁,戍卫了边疆,开发了博尔塔拉和塔城两个地区。

到了清末,随着日俄帝国主义的入侵,形成了前所未有的边疆危机。为加强对北部边疆的有效统治,清政府逐步改变了治蒙政策。尤其新政时期,在内蒙古地区开始开垦蒙荒,允许移民实边,开发蒙古边疆地区。对此,邢亦尘先生的《清末察哈尔垦政》一文的研究结果是,康熙年间即开始开垦,1902年进入全面放垦时期。虽然,其放垦有抵御沙俄南侵的目的,然其实质上是“为了解除其日益严重的财政危机”。[13]

清末放垦的同时,有识之士亦提出蒙古地区设省置县这一热议。李细珠的《清末新政时期开发蒙疆与察哈尔、热河及绥远建设之议》一文,可谓娓娓道其来龙去脉。在内外蒙古设立行省的问题,1903年就已有人提出,但经乌里雅苏台将军连顺等人上疏反对,清政府方同意不改设行省。日俄战争之后,北部边疆危机更亟。姚锡光著有《实边条议》,筹设建省之条陈甚详。然而最终仍告流产,此中原因很多,“如蒙古王公的抵制与反对是一个重要的方面,但主要还是因为清政府新政时期财政困难,实在无力经营。”[14]

虽然清末未能对蒙古地区实行设省,但进入民国以后,中央政府开始在内蒙古地区设立三个特别区,1914年设立的察哈尔特别区就是其中之一。1928年下半年南京国民政府进一步将察哈尔特别区改为行省。此举对于巩固边防,抵御外侵有一定意义。然而随着日军的步步紧逼,察哈尔地区成为中国军民抗日的最前线,于是有抗日同盟军抗日和绥远抗战等英勇抗战。

进入新中国以后,中共中央政策明确要撤销热河、察哈尔和绥远三个省,统一内蒙古的行政区划,彻底改变内蒙古地区东、西部长期被分隔的状态。关于这一事件的研究,李玉伟先生的《建国初期统一内蒙古行政区划的决策及其实施》一文,对此进行了考证。195410月,察哈尔省建制正式撤销。虽然察哈尔省被撤销,然而察哈尔地区这一旧称却仍复存在,至今仍为人所乐道,如乌兰察布市的察右前旗、中旗和后旗。

印象之三:突出重点,记述察右四旗的政区变迁

关于乌兰察布盟境内之察右四旗的政区变迁的研究论文,本书尽量囊进,以突出察哈尔右翼前期文史资料这一地方特色。

察右四旗在南京国民政府期间亦称“绥东四旗”,即察哈尔八旗中的右翼,为正黄旗、正红旗、镶红旗、镶蓝旗四个旗,商都牧场和明安牧场也在该境内。关于该地区的历史变迁,钱占元先生有所专论,《“绥东四旗”的历史变迁》便是其研究成果。该文指出,早在清代四旗并非是世袭的扎萨克旗,而是清政府直辖的总管旗。总管以下主要官员皆为京师委派或由部落选举产生。四旗的总兵丁多达2200名,其钱粮由清政府支付,其负有防守边关,遇有战争,则开赴前线作战。如咸同年间,曾出征回民马化龙起义;出征伊犁;随僧格林沁剿捻;参加过甲午战争[15]

清朝末年,清政府在内蒙开垦蒙荒。1902年设“蒙旗垦务总局”,准备放垦乌伊两盟和察哈尔八旗牧地。然而乌伊两盟王公反对,故察哈尔八旗首先被放垦。随着蒙旗土地的开垦,汉民移民的增多,清政府在右翼四旗除早期设置的丰镇、宁远(今凉城)两厅外,又增设陶林、兴和两厅。

进入民国,北洋政府于19143月设察哈尔特别区,辖察哈尔八旗等地。据钱占元先生研究,后来右翼四旗辖区内设立了兴和、丰镇、集宁、陶林、凉城五县,五县却由绥远特别区管辖。[16]然而纪霭士云,“及此次改省,又将它划入绥远”。[17]李守信亦云,“一九二八年察哈尔由区变省,又把西边的正红、厢红、正黄、厢蓝四旗和牛羊群的一部分划归绥远,分成察北和绥东两半。”[18]故云,应该是1928年设省以后,察右四旗内各县划归给绥远管辖。

这样在右翼四旗地区形成了察绥交错,旗县并存的行政格局。“在察哈尔部的王公看来,这当然是最不高兴的事,因为显然是把一部剖成两半,所以他们老怀着鬼胎,希望破镜重圆”。[19]

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钱占元认为是1935年将察哈尔右翼四旗划归绥远省,察右四旗遂称为“绥东四旗”。虽然四旗划归绥远,然而旗县并存的格局并未改变。关于何时划归的问题,本书载有曹晋先生《察右四旗划归绥远省的时间考证》一文,其认为时间应当是民国二十五年(1936)。孰是孰非,此问题还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

四旗划归绥远后,察哈尔部王公对中央更加不满,遂支持德王反叛中央,[20]投降日军。在1936115,日伪军进攻绥东前夕,德王给傅作义去电报中还不忘察右四旗问题,其电文中称:“察哈尔右翼四旗,原属察哈尔部管辖。”故要求“即日将察盟右翼四旗退还给察哈尔盟”。[21]抗日战争时期,察右四旗在伪“蒙疆政府”境内,该伪政府将其划归巴彦塔拉盟管辖。

解放初期,中共绥远省委和省人民政府决定,暂时维持“旗县并存”的现状。故在四旗实行旗县双重领导、协作办公、加强团结、稳步前进的过渡政策。19543月,将察右四旗地区作了合理调整,划出察哈尔右翼前旗、察哈尔右翼中旗、察哈尔右翼后旗,其余地区划归各县管辖。从而结束了旗县并存的问题,亦结束了历代政府实行分而治之的历史。

印象之四:口外移民,绥远地区话古今

绥远地区就是以明代所建的归化城为中心的地区,该地区自从清代以来实与口外移民问题息息相关。关于这一研究,本书收有李克仁的《绥远省行政区划演变始末》、唐凯的《简论近代绥远地区的政区沿革》、毅赫《绥远省历史沿革与乌兰察布盟(19491954)》及安介生的《清代山西口外蒙古地区政区建置述论》等文。

综合以上各文可知,清初就“有山西人垦殖归化城一带”,[22]  雍正元年(1723)设置归化城理事同知,宣告了归化城厅的正式建立,也是口外地区行政区建置的初步尝试,此亦是满足这一地区开发及移民管理的需要。从此,“旗厅并存”的制度逐渐推行开来。雍正十一年(1734)又设萨拉齐厅,乾隆元年(1736)建立了绥远城,建威将军移驻于此,同年又设清水河厅、托克托厅、和林格尔厅。为统一管理该地区,于乾隆六年(1741)设置了归绥道,该道是山西省所辖四道之一,从此这一地区成为山西省重要的组成部分。以上所述五处是为归化城五厅。其实,再加上察哈尔地区的丰镇和宁远共称为口外七厅。

光绪年间,随着蒙古地区的放垦,山西省汉人大量移民口外地区。为管理方便,口外又陆续增设新厅,其中1903年设的兴和厅、武川厅、陶林厅、五原厅,还有1906年设的东胜厅,以上五厅连同以往七厅合称口外十二厅。

进入民国以后,历届政府均积极推进绥远地区的县制建设。以往的口外各厅均改为县。又蒙古地区大量放垦是在1919年到1927年完成的,此期间口外地区的移民亦形成高潮。为方便管理移民,相应地在条件尚未成熟的地方先建立设治局,经过一段时间筹备再升为县。其中增设的县有固阳县、集宁县、包头县、临河县、安北县等。以上各地的进一步开发,绥远地区80%皆为汉人,这为绥远地区的设省奠定了基础。到1929年绥远设省前后,辖区内共有16个县,2个设治局。

新中国成立后,绥远省的行政区划亦有相应地调整。1950年在东四旗,建立中心旗制,以正红旗为中心,兼辖正黄旗和镶蓝镶红联合旗。19543月,将四旗又改划为察哈尔右翼前、中、后三旗及其它各县。1954年撤销晏江县,设立达拉特后旗; 撤销归绥县,并入土默特旗;将米仓县改为杭锦后旗等。1954年绥远并入内蒙古自治区之前,又将归绥改称呼和浩特。19546月,撤销绥远省,并入内蒙古自治区。此期间的行政调整,中共中央一方面为解决历史上旗县并存,蒙汉分治的问题,另一方面则考虑日益增长的蒙古民族主义情绪,故将县变旗且尊重其历史上的称呼。

概而言之,本书皆围绕察哈尔、绥远及察右四旗的政区变迁问题来收集材料,其反映的主要问题亦皆集中于此三个问题。由于学术界关于以上三个问题的研究可谓粗有涉及,故本书所收集的论文亦不能完全反应其政区的沧桑变迁。虽然如此,但我可以断言对于研究察哈尔、绥远及察右四旗政区变迁的问题来说,本书无疑提供了重要参考,其收录的论文及文献资料可谓弥足珍贵。



[1]纪霭士:《察哈尔和绥远》,本书,第5

[2]纪霭士:《察哈尔和绥远》,本书,第52-53

[3]纪霭士:《察哈尔和绥远》,本书,第49-50

[4]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李守信自述》,内蒙古文史资料第二十辑,1985年版,第176页。

[5] 乌兰夫革命史料编研室编:《乌兰夫回忆录》,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9年,第167页。

[6] 黄绍竑:《五十回忆》,岳麓书社 1999年版,第270页。

[7]冰心:《平绥沿线旅行记》, 本书,第320页。

[8]冰心:《平绥沿线旅行记》,本书,第32页。

[9] 【日】冈田英弘:《察哈尔蒙古的起源》,本书,第63页。

[10] 宝音初古拉:《林丹汗八大翰耳朵与察哈尔本部》,本书,第161-162页。

[11]【日】冈田英弘:《察哈尔蒙古的起源》,本书,第64页。

[12]达力扎布有专文《清代察哈尔扎萨克旗考》,本书,第180-181页。

[13]邢亦尘:《清末察哈尔垦政》,本书,第204页。

[14]李细珠:《清末新政时期开发蒙疆与察哈尔、热河及绥远建设之议》,本书,第200页。

[15] 武殿林:《镶蓝旗总管达理扎》,《察哈尔史迹》,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04年版,第257页。据参加锦州之战的老人忆述:“锦州是我们保下来的!

[16]钱占元:《“绥东四旗”的历史变迁》,本书,第231页。

[17]纪霭士:《察哈尔和绥远》,本书,第10

[18]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李守信自述》,内蒙古文史资料第二十辑,1985年版,第176页。

[19]纪霭士:《察哈尔和绥远》,本书,第10

[20]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李守信自述》,内蒙古文史资料第二十辑,1985年版,第176页,李守信称:“‘察盟’的总管,不论他们本人和外人,都认为他们是德王的嫡系。”

[21]曹晋:《察右四旗划归绥远省的时间考证》,本书,第242页。

[22]纪霭士:《察哈尔和绥远》,本书,第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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