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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乌兰察布地域民俗文化内涵和特征透视社会变迁
2013-04-01 15:26   审核人:   (浏览)

 

欧 军

(亚博网页版登录界面教授)

内容摘要:

乌兰察布历史悠久,文化积淀丰厚,自古以来就是北方游牧民族聚居的地区,众多的民族,多元的文化,保留着浓厚的民族特色。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区域特点,各民族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共同协作,和睦相处,携手创造了多姿多彩的地域特色文化。这一文化现象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的进步,集中沉淀并体现在民俗文化之中。本文就乌兰察布民俗文化内涵、特征进行了梳理概括。

 

乌兰察布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各族先人共同创造了无比灿烂的民族传统文化。本文试图就蕴藏在物质和文化活动中丰富的民俗文化予以提炼和概括。主要包括乌兰察布地域民俗文化及其内涵和特征,内容涉猎生产劳动民俗、日常生活民俗、社会组织民俗、岁时节日民俗、人生礼仪、游艺民俗、民间观念、民间文学等等。

词:乌兰察布;民俗文化;内涵;特征

 

乌兰察布历史悠久,文化积淀丰厚,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区域特点使其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形成了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相互影响、相互融合的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而且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成为渗透地域发展历程的精神之魂。世代生活在这块沃土上的各民族人民团结协作,和睦共处,携手创造了多姿多彩的地域特色文化。这一文化现象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的进步,集中沉淀并体现在民俗文化之中。

一. 乌兰察布地域民俗文化的内涵

乌兰察布地域民俗文化,是指根植于乌兰察布地区(指现行建置的乌兰察布市政区范围之内)民间民众的风俗生活文化的统称。也泛指这一地区世居各民族所创造、共享、传承的风俗生活习惯,是在普通百姓(相对于官方)的生产生活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系列物质的、精神的文化现象。它具有普遍性和传承性和变异性。乌兰察布地域民俗文化主要包括:生产劳动民俗、日常生活民俗、社会组织民俗、岁时节日民俗、人生礼仪、游艺民俗、民间观念、民间文学等等。

民俗文化是一种复合型的多元文化。在民族文化层面上,乌兰察布民俗文化不仅包含了诸如匈奴、东胡、柔然、鲜卑、突厥、蒙古……等历史上的各个民族传承下来的民间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且包括并存于同一历史时期内的各个民族的原生态文化元素。正如草原文化经过长期演进过程,经过无数次的融合和流变之后形成的这些民俗文化,其根源仍然根植于草原文化,同样经历了形成、发展、变迁的历史过程。因为文化型态从古至今相继产生了采集、狩猎、农耕、游牧、工业等多种经济文化形态,从而在不同历史时期不断为草原文化注入新鲜活力,各民族从生产方式到生活方式,从思维方式到认知体系,从生活习惯到制度规范,传统和现代在碰撞、冲突中,相互吸纳形成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有机统一的整体[1]p10-12。随着人类历史进程的加速,近、现代以来,各地区、各民族文化变迁、融合的节奏明显加快,乌兰察布地区迎来了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空前大激荡、大碰撞、大融合的时代。近代以来,随着蒙古民族与汉民族的关系日趋紧密,各种文化的传播进一步加快,民俗文化开始孕育现代转型。

其一,从生产方式看,尽管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建立在游牧生产方式之上的游牧文化在整个草原文化当中居于主导地位,但实际上,近、现代以来的蒙古文化已经很难归之于单一的游牧文化,却彰显出更多的复合型特征。历史上蒙古族人口密集的地区,往往也是文化变迁最活跃的地区。以察哈尔右翼草原为例,这里曾经是以水草肥美而闻名于世的大草原。世居在这里的察哈尔蒙古族直到清代初、中期仍然过着以逐水草而居,“依天地自然之利,养天地自然之物”的游牧生活。近代以来,随着草原地区人口的自然增长、自然环境条件的变化、内地汉族人口的大量涌入,乌兰察布地区定居、半定居畜牧业逐渐取代了纯游牧业,农业、半农半牧业人口迅速增长,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商业文明、城市文明的因素大量涌现,蒙古族的生产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其二,从经济结构看,构成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必然会导致风俗习惯、认知方式的变革。短短的一个半世纪,从日常起居到饮食礼俗,从方言土语到文学艺术,世居察哈尔十二旗群的蒙古部、四子部落与仍在草原腹地过着游牧生活的蒙古部其他落已经有了不小的差异。他们或许失去了一些固有的、传统的文化特质,但更多的却是吸纳异质文化的特质,并进行有效的扬弃和改造,使之适用于自己,或在借鉴吸纳的基础上有所创新,造就出既不同于传统母体,又不同于传输供体的文化新质。比如察哈尔人格外喜欢的“阿斯尔”宫廷乐曲,显然是更适合于聚居村落的民间传唱演奏。随着汉文化的传入,察哈尔民歌、民间阿斯尔演奏传统艺术受到了极大的冲击,逐渐淡出或被遗忘、丢弃,甚至发生扭曲,亟待抢救保护。还有,察哈尔人的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器物用具、起居饮食、风俗习惯、审美情趣的变化并没有改变他们作为蒙古人的本质特征。他们的语言文字、思维方式、情感世界依然是蒙古人的,甚至在其他地方已经不多见的古老文化的某些遗迹,在察哈尔蒙古人当中却被较好地保留了下来。如幼儿三岁剪发礼仪、察哈尔奶食制作方法、察哈尔婚礼仪式、察哈尔民歌、英雄史诗、接人待物礼仪等方面在很多蒙古部落中早已淡去,在察哈尔蒙古族中却以活态形式保留了下来。诸如此类的事例还有很多,察哈尔蒙古人在继承和保存文化传统方面所做出的贡献是巨大的。

察哈尔文化作为古老的草原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不仅依然保持着蒙古文化固有的本质内涵,而且,随着社会发生历史性变迁,其内涵和外延都会得以丰富扩展。

二.乌兰察布地域民俗文化的显著特征

1.民俗文化呈现兼容性特征

察哈尔蒙古族和其他兄弟民族一道,以其海纳百川的开放精神,积极吸纳汉、满、朝鲜、藏等民族的文化元素,进一步丰富和拓展了传统游牧文化的思想内涵和文化蕴义。

自清代雍正颁布“借地养民”令以后,漠南蒙古地区涌入大批流民,进而在流民聚集的地方逐渐形成了村落,尤其在清政府推行“移民实边”政策下,察哈尔草原大规模开垦,零星的农耕经济开始萌发,蒙古族的传统经济由单一的游牧经济逐渐过渡为牧业经济、半农半牧经济、农业经济。从1915年起,陆续“增设新县(宝昌、康保、商都),盛行放垦”[2]p。 1934年3月,察哈尔省政府在察哈尔左翼四旗、四牧群旗境内增设了化德、尚义、崇礼等3个设治局,专门管理移民开垦事宜。这些不同的经济活动在其文化中得到了积极的反映。这种兼容并蓄的文化构成一直保持了一种积极的开放性,因而在民众意识中很少有封闭的排外情绪。

乌兰察布地域民俗文化在其形成演化中,呈现出明显的兼容性特征。以蒙汉族际交流为例:蒙汉两族大量吸收对方的文化习惯,在语言、居住、饮食、婚嫁、丧葬、娱乐等多方面发生改变或出现添加。这一情形,一方面反映了蒙汉近距离交往的深入性和全面性,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在正常民间交往中得以伸展的民族文化交流的双向性和自愿性。

(1)蒙古族对汉族文化习俗的吸收

语言  随着汉族人口增多及在数量上超过蒙古族,乌兰察布地区语言的流向发生了转折,学汉语、行汉俗趋于流行。“随着村民中汉族的比例越来越大,随着整个地区汉族文化的影响越来越强,学习语言的趋势从汉族学蒙古语逐渐转变为蒙古族学汉语”[3]p112。察哈尔地区的蒙古族对汉语的吸收呈现出分区结合的特点。察哈尔八旗的口音则分属山西、河北两省,径渭分明:“察哈尔左翼张、独、多等属由直隶省开垦,则人民多操直隶之言语焉;察哈尔右翼丰、兴、凉、陶等属,由山西省开垦,则人民多操山西之言语焉”[4]

住宅 蒙古族因逐水草而居,住屋原都是移动性的“蒙古包”,固定的土木或砖石建筑只有大大小小的喇嘛庙。随着向定居生活过渡,蒙古牧民也模仿汉人,修造固定房屋。察哈尔右翼四旗,“其居近内地及县境者,则住砖板土房,倚山者亦住窑洞,建筑形状,与汉人同”[5]

饮食 随着农业生活的不断植入,蒙古族逐渐转向汉族以谷物食品为主的饮食习惯。察哈尔右翼四旗日常食品与汉族毫无二致,还学会了腌制咸菜。“其食物平常以莜面、小米为最普遍,白面、荞面次之。副食品以山药为大宗。至晚秋腌咸菜、烂腌菜,亦与汉人同。……零食如麻花、饼子等为早晚佐食品;粽子、凉糕、月饼等为时节品”[6]。汉人喜食的饺子也进入了蒙古牧区。不过饺子在蒙旗是珍贵食品,非尊客不用。

(2)汉族对蒙古族文化习俗的吸纳

蒙汉文化交流具有明显的双向性和变异性,迁入蒙古地区的汉族也大量吸收蒙古族的文化成分。特别是最初迁入蒙地的汉族经历了一个蒙古化的过程,“依蒙族、习蒙语、行蒙俗”,更加强化了对于蒙古文化的认同与吸收。如蒙古族的奶酒、酥油、奶食品不仅受到汉人的喜欢,而且畅销口里。如今汉人普遍喜食的手把肉、奶茶、蒙古饺子、炒米、交肯、焙子、饼子(月饼)等等仍然是不可或缺的重要食品,吃蒙餐已成为一种习惯,特别是招待客人的时候,一定要去品尝。蒙古族妇女喜佩带银首饰及珊瑚首饰(蒙古族的头戴),这一习惯也为汉族妇女接受。

在语言上,同蒙古族的蒙汉语夹杂一样,汉族也是汉蒙语混用。如爬山歌就吸收了“脑包”(蒙古语为“敖包”,即堆子的意思)、“灰塌二胡”(蒙古语,冷落凄凉的意思)、“哈苜尔”(蒙古语,即白圪针)等蒙古族惯用语,如“山药皮皮盖脑包,谁给俺们管媒天火烧”;“远远瞭见他家的门,灰塌二胡死下个人”;“蛤蟆口炉炉烧哈苜尔,活到哪影儿算哪影儿”等等。[7]p163-164

文化的相互影响,在族际文化民间对等交往中,任何一方都不是被动的接受者,而表现为主动的学习者和采借者。某种文化习俗与其说是从邻族那里“传来”(闫天灵语)的,还不如说成是从邻族那里“学来”的。如蒙古族的“圆形屋”带有明显的蒙汉嫁接特征,外形上延续了蒙古包的穹庐顶及圆形墙风格,内部结构与功能则属于汉式。蒙古族的“包房组合”院落同样也标识着一种蒙汉双向文化交流的结晶。这种交流同样也体现在许多地名上,如“××圐圇”、“ ××脑包”、“ ××胡同(洞)”等生动地反映了民族杂居地带的文化兼容特征。

2.民俗文化体现大众化特点

蒙古族传统文化的主体部分是由民间大众文化构建的。蒙古族的文人阶层形成较晚,在文化中的主导性不强,即便是元朝以及后来的宫廷文化曾一度繁荣,却也未能脱离民间文化的基础。例如,在清代整理出来的蒙古宫廷歌曲,虽然有着文人墨客的加工痕迹,但几乎都存在相应的民歌演唱形式。这说明,宫廷歌曲大多数来源于民间,或者宫廷中的创作歌曲也顺利地传播到了民间。在蒙古社会里,老百姓欣赏的歌曲、遵循的文化习俗和语言表达习惯与那颜阶层的并无二致,更谈不上什么质的区别。在辽阔的察哈尔草原上至今传唱演奏的传统民歌和阿斯尔乐曲,就是最为有力的佐证。因此,蒙古族传统文化在总体上表现为一种富有民族气息的平民化倾向。这在客观上减少了文化内部的摩擦与消耗,为在文化整体上较为容易接受和适应外来文化提供了可能性。

(1)宗教习俗方面的变化。接受佛教之前,蒙古民族先民信仰原始的萨满教,毡房里主要供奉撒满偶像,祭天、祭火、祭山神、祭水神、祭星、祭敖包、祭祖先(祭成吉思汗)、祭苏勒德。十六世纪,佛教传入蒙古地区以后,草原上信仰佛教(喇嘛教)的人多了,毡房里开始供奉佛像,家庭经济宽裕的人家都要去五台山朝圣。到清末民初放垦后,蒙古族绝大多数逐步吸纳了汉民族的一些习俗,专门修建龙王庙、土地庙等,供奉祭拜龙王、太上老君、土地神、关公等。1893年4月26日,俄国学者阿·马·波兹德涅耶夫从承德去多伦诺尔的路上看见了热河锡拉苏默的德木齐喇嘛张老爷所建的一所小庙。“小庙内部分成三间,把宗喀巴佛像和古老的红教佛像古怪地混合供奉在一起。这座庙奉祀的是刘备,他是关帝的结义兄弟。”[8]p274

(2)丧葬方面。放垦之前因土地辽阔,无人区多,而且蒙古人认为人生成于自然,应还原于自然,故人死后一般采取天葬。放垦后,因草场大面积锐减,适于游牧的自然环境遭到严重破坏,狼、狐狸、秃鹫、鹰、雕等猛禽野兽数量锐减,失去了天葬的天然环境与条件,只好接受汉族的丧葬习俗,农区和半农区的蒙古人开始采取土葬。

(3)节日方面。察哈尔地区开垦后,蒙古族除保留原有传统节日(乃日)文化习俗之外,同时接受了汉民族的节庆习俗,如在最早开垦的沿长城一线,蒙古族的生活习俗中逐步介入诸如元宵节、端午节,过年时贴门神、贴对联、供财神等习俗。与此同时,汉族也在学习吸收蒙古族的一些生活习俗。流行至今的“二人台”、“漫瀚调”就是吸收蒙古民歌之后形成的一种曲艺剧目,甚至有“学会走西口,到处有吃口”[9]p404

3.民俗文化蕴涵深厚的生态化属性

由于游牧社会生产生活的特殊性及其需求的独特性,且大部分需求只能自己来满足。如牧民的衣食住行用、日常奶食品、肉食品的加工及保鲜、等等,这些问题的解决都是自己去摸索,于是就产生了适合于游牧生活特点的、方便易行的实用技术,比如马具、蒙古包、车辆、兵器、狩猎工具及大量生产生活用具等等都属于这一范畴。

由人、家畜和环境三个要素构成了畜牧生产方式,而事实上这三种要素是相互依托不可分离的生态链条,牧民在此充当了十分关键的要素。因此,牧民时刻注意观察家畜的各种反应,由此来把握环境、适应环境,这样才能保证人-畜-环境的平衡。牧民的这种角色要求使得牧民所拥有的文化必然带有生态属性——功能与特征。另外, 游牧生活方式不利于物质财富的大量积累与保存,牧民通过长期的实践活动,创造出无数实用、方便、简易的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如蒙古刀是男人的装饰品、防身武器、同时也是餐具。英雄史诗是歌曲、是诗词、也是故事,可以满足不同群体的需求。正如有学者指出的,游牧文明后来数千年的发展中,北方草原民族游牧生产技术不断创新,使游牧文明逐步向更高水平发展,如优良畜种的培育、草场的合理使用、兽医技术的发展等等,无不体现游牧文明一种内在的创造力,才使游牧生产逐步发展,使游牧文明的根基逐步牢固。

4.民俗文化的地域性特点

由于传统的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相互融合、相互碰撞、相互交流,表现在民风民俗方面则呈现出独特的地域性特点。村落地名是民俗文化的标志和载体。乌兰察布地处中原与北方游牧民族的交汇地带,历代以来战乱频繁,人口稀少,直到清末放垦后,内地人口大量移居进入察哈尔地区,人口急剧攀升,形成了大大小小的汉族村落。在村落发展过程中,有些地方先有寺庙,后有移民,由于受喇嘛教文化的影响,很多村落地名带有佛教色彩,有的以寺庙名称为村名。兴和县的台吉庙、巧尔基庙,察哈尔右翼前旗的庙沟、庙子沟,四子王旗的大庙、葛根庙,察哈尔右翼后旗的阿贵图、红旗庙、商都的小庙子、化德的嘉卜寺、中旗的蒙古寺等;有的村庄与喇嘛教遗迹有关,如哈拉沟、喇嘛营子、活佛滩、红召、经棚(现在称“金盆”)、转经召、卧佛山、五塔垓等。受喇嘛教影响命名的村庄,具有浓厚的佛教色彩,同时体现了深厚的文化底蕴,这反映了乌兰察布地域民俗文化的地域特色,也构成了乌兰察布地名文化的地域特色,为研究地名文化提供了丰富的现实资料。此外,受清末招垦开荒影响,以“号”为单位,每丈量750亩确定为一个“号”,一些村落地名称便以顺序编为“头号”村,“二号”村,直到“百号”村的,一直沿用到今天。为纪念佛和菩萨的圣诞日、成道日、涅槃日等,喇嘛教仪轨中规定了许多纪念日,喇嘛庙按期举行法会纪念,并逐渐演变成固定的庙会。每到重大节日,乌兰察布前山地区的信徒居士、善男信女,相邀到寺庙敬香拜佛,念经吃斋,民间俗称“坐会”,体现了浓郁的佛教理念。最为盛名的是隆盛庄每年“6月24日庙会”。

5.民俗文化的现代化气息

传统的民俗文化具有浓厚的生活化气息。民俗文化是在长期的生产劳动中积淀下来的。它始终像一面镜子一样,反射出劳动人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中最本质的东西。例如蒙古人的夏特日不是在商店里买来的,而是自己精心雕刻而成的,自用的箱子和马头琴、小茶桌等全部是由自己设计和制作。牧民们在劳动之余,或者在劳动之中可以制作生活适用品,这种民间艺术是为了生活的需要,美化自身,美化物品,美化生活环境。传统的民俗文化所呈现的日常生活,既包含了知识,也包含了态度和品性,还包含了技能和策略,是一种综合的智慧。我认为,以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为底蕴的民俗文化以其优良的生态精神和艺术精神迎接知识经济时代,走向跨越式的发展是有可能的。

150多年来,乌兰察布地域民俗文化发展、变迁的方向和趋势无疑是科学、民主与文明,这也是当代草原文化的未来走势。随着传统游牧业向定居畜牧业、半农半牧业的转型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便于拆装、便于迁徙的蒙古包逐渐被居住舒适,经济实用的土木、砖混结构平房所取代,文明、舒适成为人们的基本追求;如今在牧区,马匹、骆驼不再是最方便快捷的交通工具,汽车、摩托车已经相当普及,人们更看重的是马、驼所承载的文化象征意义和竞技休闲的乘用价值;现在很少有人相信萨满巫术、喇嘛诵经的祛病避邪功效,科学养生、现代医疗的观念以及更多的现代意识已经深深扎根于普通大众的平常生活。

游牧社会有着自己独特的生活生产需要,且大部分需求只能自己来满足。如乳食品加工及保鲜、牧人的衣食住行用等问题的解决都离不开自我探索,于是就产生了适合于游牧生活特点的、方便易行的实用技术,比如皮毛制品、蒙古包、车辆、兵器、狩猎工具、马具及大量的生活用具等等都属于这一范畴。正如有学者指出的,游牧文明后来数千年的发展中,北方草原民族游牧生产技术不断创新,使游牧文明逐步向更高水平发展,如优良畜种的培育、草场的合理使用、畜牧兽医技术的发展等等,无不体现游牧文明一种内在的创造力,才使游牧生产逐步发展,使游牧文明的根基逐步牢固。

融合了众多文化元素而形成的民俗文化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崇尚自然,与自然相互依存、和谐共处。事实上,以崇尚自然、爱护自然、与大自然和谐共处、与老百姓息息相关为基本精神的民俗文化,不仅蕴涵着深刻的自然生态、社会进步思想,在历史上产生过非常积极的效应,即使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仍不失其现实价值,对于构建和谐小康社会,人类应对全球性的环境危机以及倡导发展低碳经济必将继续发挥重要作用。

三、结论

民俗文化因其核心要素民俗是集体遵从的、反复演示的、不断实行的,所以具有有增强民族认同、强化民族精神、塑造民族品格的功能。由于生产和生活方式的改变和现代文明的冲击,民俗文化的一些特质逐渐失去它往昔的功能,一些传统的既科学简洁又行之有效的生产生活技能、一些令人叹为观止的民间工艺、绝艺绝技,还有那些美妙绝伦的民间艺术样式、艺术体裁、艺术作品正在流失甚至消亡。更为重要的是,传统社会的人际关系、道德准则、价值取向也在发生多向度的变化,而且一些变化未必都是积极向上的。各民族的传统美德在遭受不良文化的浸染,淳朴善良的民风不时在遭受贬抑,民俗文化用以处理和调适人与自然的关系、不同群体不同文化之间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的传统理念,即“崇尚自然、践行开放、恪守信义”的核心理念,不时在遭受践踏或挑战。特别很多优秀的有益于社会经济文化教育发展的民俗文化,诸如民间工艺、民间歌舞、曲艺、民族食品制作、民族语言文字,等等,面临失传、佚失的危险。对于草原各民族长期传承下来的民俗文化瑰宝,应加大抢救、保护和挖掘的力度。各级政府应当一如既往,依靠法律、政策和市场手段,切实采取有效措施,鼓励发展民俗文化,尽快启动和实施抢救、保护、研究濒危的民俗文化系统工程,并不断加大力度,扶持文化教育和新闻出版事业,像保护生物物种和生态环境一样来保护民俗文化。这是一项迫在眉睫,功在千秋,充分体现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系统工程,对建设民族文化大市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长远的历史意义。

注释:

[1] 吴团英.略论草原文化研究的几个问题[J].论草原文化(第二辑),第10~12页.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6年。

[2] 乌云毕力格, 成崇德 ,张永江.蒙古民族通史 (第5卷上) [M].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61—262、264页。

[3] 马戎,潘乃谷.边区开发论著[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12页

[4] 林传甲.察哈尔乡土志[M]载.地学杂志,第7卷第8期,1916年。

[5] 傅增湘.民族志·蒙族[M].绥远通志稿卷73.

[6] 同[5]。

[7] 韩燕如,郭超.爬山歌论稿[M].第163—164页。

[8] 阿·马·波兹德涅耶夫,张梦铃等译.蒙古及蒙古人(第2卷)[M].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74页。

[9] 转引自闫天灵.汉族移民与近代内蒙古社会变迁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年版,第404页。

参考文献:

1.勃罗列伊·民族与民族学[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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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曹道巴特尔.蒙汉历史接触与蒙古语言文化变迁[M].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10年版.

4.王志清.语言民俗与农区蒙古族村落的文化变迁[M].北京:中国社科出版社,2011年版

5.布林特古斯.蒙古族民俗百科全书(精神卷)[C].呼和浩特:内蒙古科技出版社,1999年版.

6.郝苏民.文化透视:蒙古口承语言民俗[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7.潘小平, 李生荣.察哈尔右翼后旗地名考[M]. 呼和浩特:内蒙古出版集团远方出版社2011年版.

8.色音.蒙古游牧社会的变迁[M].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作者简介:欧军(1963-),男,蒙古族, 内蒙古察哈尔右翼前旗人,亚博网页版登录界面马列教研部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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